繁荣学术，不在于庞大的政府计划，而在于创造学术自由的条件，只要略为翻检一下那些经典的、为人广泛引征的学术著作，回首一下那些思想家、理论家的成长史，有几多是计划、工程的产物?
姑且不说“屈原放逐，乃作离骚”，我们毕竟不能为了弄出传世之作而有意置学人于苦难之中，人文科学研究的是意义世界，意义世界是个人的世界，事情是否有意义、有何意义，在于个人的内心感受、情绪体验和心灵直觉，它更需要个人心灵的自由。
仅从与社会、政治相关甚紧的法学看，20世纪的名作，如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德沃金的《法律的帝国》、哈贝马斯的《事实与规范》，产生的原因各异，但大概不能说与如此庞大的“繁荣计划”有直接关联。
如何繁荣学术而不是“繁荣”“计划”，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政府能干什么与不能干什么。这的确没有一条公理可循，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规则不一。学术终究是学者的事情，政府能干的主要是建立和维护基本的学术秩序，这包括设定建立学术机构和选任学术人员的标准，处理有关这方面的纠纷；其次是为公立学术机构安排和筹措资金，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再次是制定必要的、宏观的、框架性的发展规划；最后是设立尽可能少而精尖的奖励。这四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
至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题研究、教材编写与使用、学术评价、岗位设置等，统统应交由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自主处理。
大量越俎代庖的政府计划、“工程”应当停止。首先应放弃各种重点工程，如“985工程”、“211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百千万人才工程”。公平竞争是人才成长、重大学术成果产生的必要条件，这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不可否认各学术机构、学者之间有水平高低之分，但这应是公平竞争所致，而不应是人为评审的结果。现在重点大学的终身制问题严重，我们搞重点建设已有几十年，却未闻哪一所重点大学被取消重点资格。一所大学靠校长的谈判能力从部长那里获取资源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学术机构“组织程度最小化”。与企业重效率，政府重公正不同，学术机构应重自由，自由是学者的工作条件和知识创新的保障。因而，在内部管理上，学术机构不应无限追寻企业和政府的管理和运行方式，也就是要降低组织化、程序化、形式化、数字化的程度，给学者以较大的支配空间，使自己能沉浸于学术创造之中，特别是不要令那些具有内在使命感的人，觉得从事学术是外部程序压迫的结果。
学术原本是孤寂、信奉的事业，创造源于至诚。而现行的各种指标、排名、数量要求、等级规定、审批程序，和为实施这种管理模式而建立的庞大机构：科研处、校级院级学术和学位委员会、各学科组、职称评定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等内部机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各部科研司局、省级相关机构，显得过度组织化，学术不能承受如此组织程度之重。
建立符合学术活动性质的学术评价机制。现行的以给人才、成果评定级别为中心的评价制度，错误地套用了物质生产中产品质量定级的标准，没有反映精神活动的特点。
建立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当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放宽评价的时间尺度和数量标准，大凡优秀的学术成果都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三两年一评的奖，时间尺度太短，难以全面反映成果的真正水平，因此，受奖的成果至少应是十年前创作的。对教师的年审制更是不能提高其学术能力。学者出成果有相对长的周期，且不确定，一个人的创作高峰只有那么几个(年)，一个人称得上有学术贡献的东西也就是那么几篇，大部分时间处在积累期，不可能按每年几篇、几年一本书的规定来进行创作，即便做到了，多数年份是在“写字”。
二是多采取民间评价、同行评价，尽量减少官方评价，所有评价不要分出国家级、省部级，权威级、核心级，不以刊物身份定论文水平。学在民间，民间认同少一些急功近利，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好的作品没有级别同样会流芳百世。
三是适当分别不同学科的性质，应用有所不同的标准。尽管学科统合的趋势在加大，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对界线仍存在，三大科学内部也有差别，每一学科也可大体分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样评价标准在时间、数量、形式上也要略有不同，提出一个哲学命题、破解一字甲骨文恐毕生不能，写出一条立法建议并进行论证，几月几周即可，采用一个标准，如以论文见高低，难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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