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农村建设缺乏法制化的制度保障
现实工作中，许多地方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措施随领导人的更换而发生重大调整。赣州虽然将新农村的发展规划通过地方人大表决方式加以稳定，但因没有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同样面临法制化制度保障问题。由于各地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因领导人的轮换而使新农村建设行动出现多次反复，势必严重挫伤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新农村建设行动如何通过法制化途径，获得稳定的制度性保障，是今后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政府投入严重不足
全市自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累计投入的资金近5亿元，其中财政安排6300万元，捆绑专项资金1．2亿元，吸引社会资金3．1亿元，资金投入中政府只占30-40％，农民占到60-70％，而目前赣州的新农村建设尚未全面铺开，只是在点的层次上进行，覆盖村庄的数量比较少。根据对赣州18个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目前江西赣州农村要完成“六通”、“五改”、“两建”十三类待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政府和农户在内的各村人均总投入需要1913元，其中需要政府补助48％。从目前政府给示范村的投入看，资金缺口依然较大。例如，兴国县1年来投入到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300多万元；兴国县4000多个村落，有能力搞示范的目前只有200多个，约占全部村落的5％；另外，道路资金缺口大，兴国县的交通经费只够建58公里，但已安排190公里的建设任务，政府补贴资金难以保证到位。
(四)资源整合困难
现有的许多涉农项目资金，由于来自不同的部门，在使用上难以整合起来，难以根据各地发展的轻重缓急安排使用，以发挥更大的整体效应。兴国县副县长欧阳巧文说：现有的支农资金比较分散，整合的时候不仅涉及到利益调整，还涉及到资金用途的改变，不符合资金的使用政策，可能会有一定的管理风险。
(五)农村土地管理法规不完备
土地法中虽然有“一户一宅”规定，却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这使得在村庄整治改造当中，一户一宅的政策法律依据不够完善，在清理一户多宅的过程中，许多问题难以处理。如在拆除空心房的时候，农民会以老祖宗留下来的房子不能拆等种种借口拒拆。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强行拆除会引发干群矛盾；如果不拆，又会影响整个规划的顺利实施。
(六)“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易突破省政府规定的上限
赣州市通过“以物代扶”、“以奖代补”的方式激励农民投身于村庄公共设施的建设。例如修路，农民只有在铺好路基的时候，政府才会去修建路面。江西省规定的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每人每年不得超过15元，农民为铺好路基所花的费用往往超过此限额标准。农民自愿的行为与省内现行政策规定相冲突，以致许多时候农民自愿筹资筹劳被视为加重农民负担。以兴国县长迳村为例，该村通硬化路待建费用需77万元，政府资助42％，农户分摊58％，村人口4211人，人均建路负担为106元，远远超过省里规定的标准。
四、政策建议
(一)选择不同地区先行示范，再逐步向全国推广
根据近郊、平原和山区等经济特征，在东、中、西部各找若干地区先行试点。可优先考虑新农村建设已经有一定经验的地方作为试点，如在江西赣州市。在总结各地经验，完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再向全国其它地区推广。
(二)以法制化方式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
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列入“十一五”规划，明确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手段、未来5年国家重点投资的领域。制定并出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纲要”，明确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最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立法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保障。
(三)扩大新农村建设的财政预算投入，单列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制定财政预算时要单列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预算投入应能满足新农村建设阶段性投资的需要，并明确中央和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近两年来，地方财政收入和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为9：11，配套资金比例可参照此执行。
(四)整合各项支农资金
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成立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所有支农资金由该机构统筹使用。各地在村庄规划的指导下，根据项目向新农村建设工作办公室申请资金，各省、市、县设立分部，负责项目的审批、资金的拔放和监督。若部门资金由于利益整合困难，可考虑部门资金下到基层的弹性化和地方化管理，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在现行体制下，对不太符合部门规定但合理的地方资金整合行为，给予灵活宽容对待。或者由涉农资金相关部门联合统筹资金的使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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