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的纪律的同时，共产党员还要自觉带头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党员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因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学法、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得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做维护统一的表率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气氛浓厚，民主集中制执行得好，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中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创建到遵义会议之前。在这一阶段的前期，我们党还是重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党在创建初期，当时提交中共一大讨论的党纲就明确提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布，“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1927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但党当时毕竟处在幼年阶段，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内民主发扬得不够，特别是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使革命遭受严重失败。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也同样把集中制推向极端，压制党内民主，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使革命遭到很大挫折。第二阶段，从1935年五月遵义会议到1957年上半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对党内的统治，我们党开始建立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也进一步建立健全起来，并且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包括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党内民主集中制有了很大发展。这以后，党内虽然也曾出现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但中央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1948年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以及中央九月会议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有效地克服了分散主义倾向，使民主集中制又有发展。一直到1957年上半年，由于党较好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事业的迅速发展，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三阶段，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可惜好的传统没有能坚持下来，形成严格完善的制度，以致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第四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党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在原则的规定上更为全面准确，例如十六大《报告》和新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概括，就更加准确，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也取得很大进展，因而党内的民主空气一年比一年浓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年比一年加强，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www.xuexue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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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党章规定：“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其内容主要是“六项基本原则”，其中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是建立党内生活正常秩序，保证全党意志统一和行动一致的准则，其基本精神贯穿于其他五项基本原则之中。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按照“四个服从”的要求去做。在实际工作中，关键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首先，必须摆正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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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党员来说，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个人服从组织的关系，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置身于党组织之内，不能游离党组织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正像通常说的那样：是党的人，听党的话。个人服从组织，不仅是对党的纪律的服从，而且是对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服从，是共产党员自愿向党组织承担的政治责任。从这个角度讲，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实质上是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许多优秀党员之所以能在各种情况下都严守党的纪律，根本在于他们具有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置于首位的政治觉悟；而少数党员违反党纪党规，究其原因也大多是在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出现错位。事实证明，一事当前，总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来权衡利弊得失，抱着狭隘的自私自利之心的人，就不可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当前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要防止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不能见利忘义，逐利违纪，贪利枉法。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自觉遵守党规党纪，学习和掌握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知识，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其次，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决定。这是共产党员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自觉服从组织的最集中、最本质的表现。具体到我县，要求党员干部在执行县委、县政府的政策和决定时，要令行禁止，不曲解、不变通、不梗阻、不迟疑、不讲价，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更不能凭个人的好恶有所取舍。单位和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进行反映，但在县委、县政府没有改变决议之前，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延缓、消极抵制决议的贯彻执行，或擅自降低执行标准和要求。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更要身体力行，不仅自己要模范带头，而且要宣传、组织、领导党员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决策部署，使之变为全县人民的自觉行动，保证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一句话，党组织作出决定后，共产党员只有创造性执行的责任，没有拒不执行的权力。二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与集中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讲民主不能离开集中，讲集中不能离开民主。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鉴于此，在处理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要注意防止和克服两种倾向：一是由于民主不够所导致的个人专断；二是由于集中不够所导致的极端民主化。这就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十六大党章规定了党员享有的八项民主权利，特别强调“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中央为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生活，保障党员权利的正常行使和不受侵犯，根据党章规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十分珍惜这些民主权利。从我县一些单位组织生活情况看，都不同程度存在不经常、不正常的现象，有的党员对行使权利不重视，不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会；有的奉行实用主义，对存在的问题不提，得罪人的话不讲，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就要把权利用足用够；有的甚至借行使党员权利，发泄个人恩怨等等，必须切实加以纠正。今后在行使党员权利时，我们首先要把立足点搞端正，要从党的事业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把行使民主权利的立足点放在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党性原则和遵守党的纪律上。要严格按照党内生活的正常渠道，遵循有关组织程序进行。党员对党组织，对党的干部，对同志提出建议、批评，发表自己的意见，揭发、检举、申诉、控告问题，都要通过正常渠道来进行，即在党组织的会议上，或向上一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决不允许采取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更不允许拉帮结伙，搞小团体、小宗派。同时要防止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每个党员在党组织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要襟怀坦白，积极发表个人的见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颈。但是，党组织一经作出决定，就对每个党员的言行具有约束性，不管是否同个人的意愿相符合，在行动上都必须坚决执行、自觉维护，决不允许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各取所需。三要正确处理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在党内，党员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讨论党内事务，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但是，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党内的自由是以遵守党的纪律为基本前提条件的。当前，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不断调整之中。面对利益的再调整，少数党员干部考虑局部多，考虑全局少。有的以寻求上级精神与本单位实际的结合点为借口，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以“果断决策”为理由，违反组级原则，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有的只讲自由，不讲纪律，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约束。这些都是与民主集中制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对此，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全局观念，把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放到全县改革发展的大局中来考虑，自觉顾全大局，保证大局，服从大局，服务大局，做到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全局利益，自觉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全县的整体利益。也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加快宁远发展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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