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研究收入分配的老经济学家赵人伟认为，即使需要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宜一次到位。因为“公务员制度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工资水平太低，而是因为冗员造成的效率低下。涨工资应该与机构改革互相配合，以提高工资作为竞争上岗的激励机制：只有达到某一目标的人才能涨工资，才能继续留在公务员序列中。也就是说，裁减冗员也不能一刀切”。从这个角度看，他主张应该在三年之内，分数次而不是一次对公务员的工资进行调整。
贺阳在分析公务员工资上涨可能产生的问题时认为，第一是吃皇粮的人多，人多就不好涨。第二是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工资一上涨，差的就更不愿意离开机关了。机构精简的难度或许因此增加。
李强说：“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的薪金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贡献不同。通常情况下，个人薪金的确定是在市场讨价还价形成的。但在我们的体制下体现不出来。我们是要提大家一起提。其结果是抹杀个性和积极性，打击了努力工作的人。”
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两难。因为公务员涨薪牵涉面过大，一次涨幅不宜过高；但因为涨薪的目标在带动消费，此次涨幅也不可太低。
王潼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支出预期对于达到宏观目标至关重要。
据他分析，支出预期的不确定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房改政策尚未出台。时至今日，购房货币化在全国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部分地区进行了试点，但相互之间政策并不协调。在北京这样一个国家部委机关云集的地方，更是迟迟不动。对机关工作人员取消福利分房后如何补贴也仍未有定论；其二是教育支出逐日攀高。当免费上学、每个月还有补助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成为回忆中的一道风景时，中青年父母不得不为孩子的教育仔细掂量掂量手中的这点钱。教育走向产业化势在必然，而过程中仍充满了变数，家长只好一边攒钱，一边“等着瞧”。三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不确定性支出。目前的医疗体制改革比较明确的是医药分开，但医疗保障体系仍未健全。由国家包干的公务员报销比例尚未确定，遑论生活在体制外的人了。
由此，王潼也认为工资改革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唯有使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同时改善和明确了，财政增加的部分才可能用在消费上，不然，仍旧是钱从银行出来，又直接回到银行。
吴敬琏则从另一角度提出问题：公务员涨薪当然确有必要，但应当有个次序。现在职工的社会保障体制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国有企业长期欠薪严重影响了工人生活，这些“
旧账”不还，公务员涨薪的社会成本是不是太高了？
在眼下热浪滚滚的股票市场上，公务员涨薪的消息作为利好的传闻之一越炒越热。但只要认真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就可以得知，无论涨薪的基本动机如何单一指向宏观启动，公务员涨薪本身意味着一种较大的制度性变动，相应的改革步骤和配套安排是不可缺少的。
否则，新政策只能在两难之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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