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字文》之后，尤其是宋以后，童蒙读物层出不穷，数目众多，这些作品在通俗性和知识性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各有长处，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缺点就是文采稍逊，即使像《三字经》这样的作品也存在这一问题，它们都无法与《千字文》的文采相比。章太炎曾说《三字经》与《千字文》比较，有两个不足，即“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千字文》在文采上独领蒙学读物风骚，堪称训蒙长诗。
在《千字文》的流传过程中，隋唐之际的智永和尚功不可没。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用30 年的时间，摹写了800 本真草《千字文》分赠浙东各寺庙。智永的这一举动，既保存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又使《千字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智永之后，历代书法大师写《千字文》者比比皆是，著名的有怀素、宋徽宗、赵孟頫、文征明等。他们的作品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无疑大大促进了《千字文》在民间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千字文》的知名度。
许多人不但把它当作一部启蒙教材来读，而且作为学习书法的绝好范本，直到今天，此风依然长盛不衰。
唐朝以后，《千字文》这种形式被人们广泛地加以采用和学习，出现了一大批以《千字文》为名的作品，如唐朝僧人义净编纂了《梵语千字文》，宋人胡寅著有《叙古千字文》，元人夏太和有《性理千字文》；明人卓人月有《千字大人颂》，吕裁之有《吕氏千字文》，清人吴省兰有《恭庆皇上七旬万寿千字文》，太平天国有《御制千字诏》等等。这些所谓的《千字文》
内容各异，但都以《千字文》为名，足见《千字文》影响之大。
《千字文》在古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真宗时，编成了一部4359卷的《道藏》，分装在400 多函中，每一函都按《千字文》的顺序编号，起于“天地玄黄”的“天”字，终于“宫”字，所以人称这部《道藏》为《大宋天宫道藏》。明清时期，用于科举考试的贡院，每一间用于考试的号房都用《千字文》来编号。《儒林外史》第二回描写了一个屡试不中的周进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的情景：“到了龙门下，行主人指道：‘周客人，这是相公们进的门了。’进去两边号房门，行主人指道：‘这是天字号了，你自进去看看。’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
古代一些需要用较大数字编号的项目，多采用《千字文》，这是周兴嗣始料所不及的。
《千字文》作为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在很早就涉洋渡海，传播于世界各地。日本不仅有多种版本的《千字文》，而且出现了很多内容各异但都以《千字文》为名的作品。1583 年朝鲜出版了以朝语释义注音的《石峰千字文》。
1831 年《千字文》被译成英文。此后数十年中，相继出现了《千字文》的法文本、拉丁文本、意大利文本。《千字文》的影响达到了海外。
《千字文》问世1400 多年来的流传表明，它既是一部优秀的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喜爱，这足以使它流传到将来。
《千字文》介绍
《千字文》，古人多简称其为《千文》，它在“三、百、千”中虽排在最后，但其成书时间却是最早的，也是“三、百、千”中唯一确切知道成书时间和作者的一部书。
根据史书记载，《千字文》是南朝梁武帝在位时期（502 —549 年）编成的，其编者是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梁史》中说：“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代的《尚书故实》对此事做了进一步的叙述，该书说：梁武帝肖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把这些无次序的拓片交给周兴嗣，让他编成有内容的韵文。周兴嗣用了一夜时间将其编完，累得须发皆白。这件事在唐宋两代多有记载，如《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书都曾加以记录，其内容与《尚书故实》基本相同。
《千字文》每4 字一句，共250 句，一千个字。其中有一重复的字，即“洁”字，此字在文中出现两次：“女慕贞洁”、“纨扇圆洁”，一些古人曾试图加以修改，如宋人吴枋、明人郎瑛等。《千字文》通篇用韵，朗朗上口，其用韵数字是7 个。
《千字文》行文流畅，气势磅礴，辞藻华丽，内容丰富。但由于时代久远，内容已不易于理解，现依据清人汪啸尹、孙谦益的说法，对《千字文》的内容作一大致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