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2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租界也沦为日寇的占领地。暨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夹着讲义急匆匆进了教室。坐得满满的教室鸦雀无声。郑振铎先生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今天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是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当时指针指向10点30分时，太阳旗插进了校园。“ 现在下课！”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的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泣声……
郑先生在“最后一课”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爱国之情，感染了千百个后来者。
吉鸿昌说“我是中国人”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剌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招待中国人，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陪同的人对吉鸿昌说：“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到：“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了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1932年，吉鸿昌回到祖国，率领抗日同盟军，转战长城内外，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后来不幸被敌人诱捕，就义前他挥笔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崇高的心灵1979年，化学家欧阳本伟，万里迢迢从美国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他说：“祖国就像我的母亲，不管她怎么穷，总是我的母亲。总不能等祖国富强了，条件好了再回来。”
一位美国记者对光学专家蔡祖泉说：“你在国外，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蔡祖泉说：“百万富翁，我想也没想过，因为我们造灯是为了建设祖国，不是为了做百万富翁。”
画家韩美林在纽约等城市展出自己的作品时，有些朋友挽留她在美国从事创作。他谢绝说：“我是祖国的儿子，祖国是我的母亲。她也许暂时缺奶，也许打过我，但她是我的妈妈，我舍不得离开她，我爱她，爱她呀！”
海外华侨的“乡井土”18~19世纪，在闽奥沿海港口可以常常见到一艘艘用白粉髹腹，用朱砂油头，头部两旁画上两个鱼眼睛似的小圈的红头船，乘着信风，它把一批批中国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破产的农民送到海外各地。在他们去海外谋生的时候，都习惯从井中取出一撮泥土，珍重地包藏在身边。他们把这撮呢土叫“乡井土”。直到现在，海外华侨的床头箱里，还有人藏着这样的乡井土。在这一撮撮看似平凡的泥土里，寄托了人们多少丰富深厚的感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