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大学生个人总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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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去年到贵州威宁，六盘水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到现在，我对于新农合的调查研究已经持续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了解也渐渐深入。但是由于调研的形式，以及我在调研任务中的不同，我觉得，这一次的调研对我来说是感触，收获都是最大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项惠民政策，从20**年试行开始，不断地调整，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诚然，在最近的几年里，各个省份，各个地区都根据自己地方的特色不断地对政策进行改进，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在去年贵州的调研中，六盘水引入第三方”住院代表”参与新农合的监管就是一种创新的方式。而今年，笔者在云浮罗定以及潮州饶平调研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新农合推行的新方式。诚然，政府的出发点都是为解决农民的困境出发的，然而这些新的政策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呢，还是反而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是否值得在全国进行提倡？
    在云浮罗定。政府实行的新的推行方式是将新农合的缴费分为两档，第一档缴费25块，封顶线是十万；而第二档缴费20，封顶线是4万。这种分档的方式增加了新农合政策的灵活性，扩大承担得起的家庭的疾病报销范围，当然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在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农民都是交了25块的，所以没有特别调查出这种新方法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新方法，我们有必要探讨它的实行的优点以及引发的新问题以及是否值得推广。而在饶平尝试的新推行方式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民每一年都可以领取相同费用的药费，与罗定的新方式不同的是，尽管大多数农民支持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也还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首先，20块钱的药可以拿那些？怎样拿？根据农民的反映，大多数都是在卫生院自己按照医院的指导选择所需要的药。由于农民对医药的了解不够深入，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话则明显缺乏科学性，许多药都是拿了以后浪费掉，而真正需要的药却又买不起。其次，药费是怎么规定的？根据农民的反映，所拿的医药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到最后其实仅仅20块钱根本就拿不了什么药。因此，这种新的方法作为一项”鼓励政策”本来可以起到有效地促进农民参加新农合，改变农民”没病就白交”的传统观念，然而政策执行下来，却远远达不到原本的目标。因此，我们也应该反思，政策的执行过程的哪些环节出现了问题？应该如何改善？
    当然，作为调研来说，发现新的试行方法对于我们进行新农合的研究是有很大裨益的，然而我们调研的主要目的并不只在此，而是发现问题后解决问题。笔者去年在贵州六盘水的调研发现，钟山区的新农合的执行情况还是相对良好的，无论从管理、宣传，到报销的程序、医院、政府，农民各个环节的反映都比较完善。罗定以及饶平位于广东，一个明显比贵州富裕的省份，因此尽管有相关的报道和数据反映这两个地方的农合执行出现的问题，但是笔者在调研前对这两个地方的新农合执行情况的预想还是相对乐观的，可是深入调研后发现问题远远并非想象中的简单。
    首先从管理方面来说，在榃滨镇以及生江镇的调研都发现，两个地方的农合都没有相关的专门的负责人。所谓的”负责人”只是”顺便”进行兼任，也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被调动。同时，管理的环境相对简陋，管理人员的素质更是令人担忧。笔者认为，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对于政策执行的结果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决定政策的走向。因此，政府人员如果没有具备一定的素质，政府没有充足的配备，那么就等于新农合的执行失去了基本的支持，如此下去，又怎么保证它的有效运行？
    再次，从宣传方面来说，笔者发现，政府容易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在政策执行的前几年，毋庸置疑，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地宣传它，以求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而在过后几年，当农民的参合率达到所谓的”相当高”的比例的时候，政府就可以减轻甚至完全放弃新农合的宣传。然而。笔者认为，在政策执行的前期，为了让农民认识，了解政策，确实是需要大力度进行宣传，而在政策执行的后期，宣传力度更不能减弱。因为政策是在不断地调整当中的，农民有权知道国家对于新农合的新方针。就拿上面提到的饶平的新的执行方式来说，如果政府宣传得当，农民可以都知道每一年可以拿到相同金额的药费，那么他们就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政策的实惠。然而调查的结果并非如此，农民中只有少数反映知道这项新的政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一户人家还是从我们调研人员的口中获知的消息，他诧异地算了一下，他们家五口人，每年就可以拿100块的医药费，从这项新政策执行到现在，就因为”不了解”已经错过了几百块的药费！几百块钱对于年收入2000左右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数目！而且，笔者发现，政府在宣传的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应缴多少费用”的层面上，但是他们往往没有告知农民哪些费用可以报哪些不可以，应该怎样去报，以及报销的起付线是多少，异地报销又有什么区别等细节问题，其实对于有些农民来说应缴多少钱可能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他们可以怎样从这项政策中得到多少实惠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然而，因为政府的宣传失责，他们对于政策一知半解，以至于对政策埋怨重重。政府总是会无奈他们的埋怨，认为所谓的埋怨是由于”无知”，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无知”真正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宣传失责。庆幸农民在帮助我们调查的时候也从我们口中获得了新农合的最新的政策以及一些报销的细节，但是毕竟我们每个小组的才四五人，我们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极微的，最根本的还是政府宣传意识的改善。只有落实宣传问题，新农合才能走得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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