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有农场改革不同步。我县设有良种场、猪场和马场等农牧“三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三场”的单位性质难界定，管理出空当。体制机制不协调，它们一直按事业单位性质管理，但在生产经营方面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化管理。职工身份难界定，自1979年后再未办理过农工转正手续，正式农工也是承包土地，与临时工在待遇上并无区别。二是经费无保障，无法正常运转。目前，“农牧三场”的经费来源仅限于土地发包收益，没有享受到村组织那样的财政补贴，连管理人员的工资都难以兑现，而且随着工资上调、退休人员增多等刚性支出的增加，有时不得不举债维持。“三场”土地均包给了职工，职工与农民攀比思想严重，有的拒不缴纳承包费用。在上级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之前，为了“三场”的生存与发展，我们无奈还得向职工收缴土地承包费。这项工作十分难办。三是企业办社会的沉重包袱已使两场难承受。猪场和马场都设有小学，共配置教师18人，每年仅此一项就需要20万元左右的经费，教师的身份属于场内自聘，在职称与工资及业务培训等方面都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建议：一是尽快出台政策，确定“三场”的体制及今后发展走向。二是对于国营农场职工承包场里的土地是否应该交费，要尽快由相关部门出台政策，以便基层在具体执行中有据可依。三是建议有关部门也将国营农场涉及的类似于乡镇五项统筹费统一纳入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解决。四是建议对于国营农场在企业办社会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或纳入地方教育统一规范管理。五是对于农村已得到的惠民政策也要把国有“三场”纳入其中，对在职农工应通过转移支付全部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范畴。
3、土地矛盾难以彻底解决。目前，涉地纠纷较多，我们县通过土地“三清”工作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但难以做到全部彻底解决。一是二轮承包时外出打工户、逃债户等农民当时未分到地，且村里未作为预留地留出来，现在这些农民回来要地，机动地早就长期发包出去了，村里暂时拿不出地来补给这些户。二是少部分村近几年有些开荒地，如果都打入机动地，那么机动地比例过高，农户要求把超标准的那部分地按人均分，但这些地已长期发包出去，集体无力赎回。三是土地流转不规范，有的无合同，有的合同主要内容表达错误或含义模糊，甲乙双方易产生纠纷。四是户与户之间土地边界不稳定、旱田挨水田的易受水气，导致纠纷较多。
建议在下步改革中推广我县土地“三清”工作经验，并将其中的一些做法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一是发证确权。二是建立严格的规范流转制度。三是在县一级尽快建立健全权威的农村承包合同管理和仲裁专门机构，依法调处合同纠纷。四是在丈量清楚、划清界限的基础上，在户与户之间深埋界碑。
乡村债务沉重，自身发展能力较弱，一些村的经济已经崩溃。
1、集体经济薄弱。税费改革后，乡村集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取消农业税及附加后，乡村集体失去了起码的收入来源，加之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乡村两级组织运转要靠上级转移支付维持，基本无能力投资搞建设。但是公益事业不办不行，办又没有来钱道，对上争取政策性资金时，往往要求匹配部分资金，目前这类的隐性负担较重，解决不好会成为诱发农民负担反弹的一大隐患。为了保证乡村两级组织的正常运转，近几年来我们实行了调整乡镇财政体制、加大对乡镇转移支付力度、财权事权相统一、县乡干部工资统发等办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无力化解历史债务。在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对乡村的以往债权处理得很低调，只是清收乡村干部、其他个人和外单位占用的乡村资金，而农民的绝大多数欠款没有回收。我们针对＊＊（实际，通过拍卖资产、清理债权、机动地发包、清理三角债等形式，已经化解掉2200万元的债务。但据不完全统计，到20**年末全县乡村两级债务仍然高达2.5亿元。目前，乡村两级组织的资源枯竭、收入萎缩、生财无源，已无力继续化解债务，而且省里的奖励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很难执行。农民与乡村组织之间的债务纠纷已成为继土地问题之后的又一焦点。虽然我们为解决上述问题探索了一些途径和办法，但还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得依靠上级的政策支持。
3、农民收入结构仍不合理。以我县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在2401元的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占49.6％，劳务输出收入占35.8％，养殖业收入占6.9％，其它收入占7.7％。可见，种植业收入仍然占据相当比例，农民靠天吃饭问题还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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