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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９８年，我国经济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进入了疲软、通货紧缩和买方市场同时并存的局面，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增缩调整（经济增速下滑、轻度通货紧缩和全面结构调整时期，详见《改革内参》１９９９年第八期，许安拓）的形势，果断地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在这近４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隐患。本文在审慎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中短期内（２—４年）仍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避免功亏一篑。而从长远来看应逐步实现稳固平衡的公共财政，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必须将改善供给、扩大内需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取向，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立起一个稳固、强大、平衡的国家财政。
自从１９９５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以来，国民经济基本进入了低通涨、高增长的良性运行区间之中，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加速，一些体制内深层次的矛盾（如政治体制、行政方式、管理运行效率、经济结构、国企改革等）日渐突出，多年来经济上积淀的许多总量、结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不断积聚，再加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到了１９９７年底，我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品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和轻度通货紧缩局面：物价大范围持续下跌（长达一年多的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４．２％下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７．８％，但相对增长速度依然是较高的）、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的不足）。总之，应该说这段时期我国的经济处在一个增缩调整阶段（见《改革内参》１９９９年第八期，许安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从１９９８年中旬开始适时提出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时至今日，已近３年了，其效果如何呢？现在及今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又当如何呢？
一、现阶段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所谓“积极”原指正面的、肯定的、进取的意思。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自从１９９７年改革开放以来，所执行的财政政策应该都是“积极”的，都是“放水养鱼、放权让利、藏富于民”的“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财政从统收统支、全面统管，到收缩范围、实施“公共财政”都是旨在调动广大企业、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我国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却不是完全从这个意义来讲的，它既不同于上述的放权让利的“积极”，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积极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由我国现阶段特殊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扩大赤字，增支也增税
凯恩斯经济学中所说的积极扩展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以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方法来扩大有效需求，解决就业问题。而我国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开始，政府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支出以满足政府投向公共基础建设领域和启动内需的需要。然而，同时非但没有减少税收收入，而且税收还有了很大的超常提高，这是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特征。
２．立足长远，调整结构，深化改革
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立足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而采取的应变之策，是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的战略调整。这又与西方的一般扩展性财政政策不同。１９９７年以后，我国经济基本结束了长期供给不足的“短缺”局面，由资源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将面临内需乏力、需求疲软的状态，这就必然迫使我们要从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上实现“两个转变”，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出发调整经济结构。为此，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在增加税收、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则以国家宏观战略为依托，将增加支出的范围限制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领域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等方面，尽可能避免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的发生。同时也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缓解社会矛盾营造了缓冲的空间。如抽出大量财政资金积极支持社会保障体制、费税关系等领域的改革，缓解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以此从长远角度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进一步深化改革。
３．短期杠杆，化解风险
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着眼于运用国家短期定向的资金投入来启动内需，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以此发挥财政投融资的杠杆带动作用。同时调整经济结构，化解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比如１９９８年增发的２７００亿特别国债就是用来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措施，而且在增发国债的过程中也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１９９９年又从财政资金中拿出数百亿元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支持四大银行清理不良资产，改善大中型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不良债务，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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