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基层建设，筑牢长治久安的基础
深圳最基层的社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原农村村落为单位后经城市化的洗礼而形成的社区。二是以工商和居住混合用途结合而形成的社区。三是以居住住宅小区为单位而形成的社区。整体而言，其安全系数依次呈递增的趋势。第三类社区比较安全，也只是针对实现了围合式管理的住宅小区内部而言，但是，超出小区围墙外，仍不是很安全，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围墙“围得住围墙内的安全，围不住围墙外的安全。”即使有围墙，也不一定围得住围墙内的安全，事实上不少大要案都发生在围墙内，如前述周某一家的灭门惨案，就发生在围墙内。实质上，一道围墙就如一把铁锁一样，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因此，对于治标的围合式治安管理，要有清醒的认识，可提倡但不要迷信，更不能如某社区一样走向极端，完全封堵村道，强行规定居民的出入时间，剥夺人们的正常通行权、限制公民的自由权、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目前社区治安形势严峻，与社区组织的执政基础、执政能力关系比较大。第二、三类社区的居民，多数人恐怕只知以营利为目的的物业管理公司，而不知社区组织如居委会。即使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感到社区组织有什么号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那些社区组织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所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难以承担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的重任。第一类社区的执政基础是户籍居民，服务方向也主要是户籍居民。如某社区，有60000人左右，但户籍人口不到2000人。该社区组织的权力来源是不到总人口三十分之一的户籍人口，它关注的也只是这一极少一部分人。对于其辖区内的其他绝大部分人口，它没有关注的目的动机，更谈不上为其服务，甚至有意无意之间把非户籍人口推向对立面，增加了治安隐患。即使对于户籍人口而言，这类社区组织的威信和能力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例如，有的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出现的乱象，就是明证。再如，有的社区组织由于顾及选票的考量，对于社区内部与户籍人口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治安联防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管理：有的社区连治安联防队员不来上班都不敢给予批评；治安队员违法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有的社区的治安联防力量甚至被个别的所谓 “头面人物”所控制，有发展成为“家丁”的倾向，可能或者已成为社区治安新的乱源。无数案例证明，凡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猖獗的地方，必定是执政基础不牢、执政能力薄弱的地方；社区组织的战斗力、影响力，与违法犯罪组织、团伙的操控力、破坏力成反比。此即所谓“正不压邪”的道理，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因此，要抓好治安综合治理进社区的工作，必须先抓好社区组织建设，才能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当前，一要抓好社区班子和队伍建设，使之成为治安综合治理进社区的核心组织；二要扩大执政基础，真正实现面向全体社区居民，推进全民参与的治安防范格局的形成；三要规范社区治安联防组织的管理、使用和考核，使之真正成为执法机关的得力助手。
三、转变发展思路，完善社会管理的机制
统计资料显示：深圳社区的犯罪案件，80%以上系非户籍人口所为；在那80%的案件中，又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案件，系30岁以下的青少年所为；在那将近三分之二的案件中，又有60%以上系“两抢一盗”之类的财产犯罪案件。以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为背景，随机抽样调查，非户籍人口在深圳犯罪的重犯率，不到10%。上述数据说明，深圳的非户籍人口，在整体上而言，本质上并不是所谓的“犯罪人口”，但是，到了深圳，似乎具有成为“犯罪人口”的迹象，大有印证古人“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说法。这其中，有不少非户籍人口系为生存所迫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南下深圳找工不成功，或者因其他各种因素掺杂在一起，从而铤而走险，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考察个案，虽然不能完全确证，但也或多或少可以予以佐证。如一抢夺手机案，犯罪嫌疑人抢手机后无力逃跑，因为他已经两天两夜没有进一粒米了，指望抢了手机换钱吃饭。在深圳，类似这种因生存本能而引起的刑事案件，虽不多见，但也绝非个案。无论上述分析判断是否准确，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犯罪学上的一个经典结论：零散的违法犯罪，是个体的失败；众多的违法犯罪，是社会的失败。所以，讲综合治理目前严峻的治安状况，就无法绕开检讨、改革社会的有关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