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
中国农民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中国的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３０余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０％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经济的１０％的基本国情下，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做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化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我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穷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贫穷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惟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民供奉＝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等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效仿。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势，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土改消灭了解放前商品粮的供应主体——地主阶级，同时，农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粮食消费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百万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形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外，一切剩余均须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为３０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攫取，其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３０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农业剩余竟达６０００多亿元，接近同期国家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每年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２００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力人均达８０元。作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２００多公斤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２５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１市斤，年均增加收入１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工分来均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工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工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１９７９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８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１９８０年，全国近７４％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近２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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