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中，有关改革开放的论述被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整个部分的论述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其中“三个铭记”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抉择，是我们党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科学的实践选择，而近三十年国家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开放——这 一历史性决策的正确性提供了铁证。
改革开放，是改革和开放。没有改革，我国封闭的国门和意识就不会被打开；而没有开放，我们的改革也难以获取充足的动力。改革与开放，是息息相关的两个个体，互为支撑，互为动力和基础。
改革，是一种有内而外的变革，这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并可能遇见难以估量的风险；而开放，意味着来我们要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所面临和吸收的即包括国外好的一方面，也可能涉及坏的一方面。那么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规避改革的风险，并在开放的过程中保持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色呢？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科学发展观上，有一个方向型的答案，那就是“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改革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改革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改革承担的成本和所面临的风险大小。掌握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手段，即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改革的成本，对规避风险，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呢？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提高决策的科学含量，即全面性，避免片面性。这就在深一层次要求决策环节具有一个量的基数——即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决策要从符合大部分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要确保决策依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让大多数的人享受决策产生的良好效果。这就是“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享用”，在理论层次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紧密连接，高度一致。改革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力量，因此改革决策的科学化提升方法，就是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改革的基点和依据，要让改革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发言权利的改革，具有人民参与行为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才会真正地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处在统一高度，才不会违背人民的意愿。
在微观的层面，改革方向的改变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经济更加注重效率和公平；政治更加注重民主有序参与；文化更加注重满足群众的精神文明现实需要；社会事业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这四个方向的变革，逐渐体现出党的执政方式更加科学，而这一切都是改革决策科学性的基本体现。
改革是具有联动效果的行动，势必会影响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要求改革从大部分群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妥善处理一系列因改革而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说两极分化。为避免这一问题，改革要以渐进的方式增强改革的协调性，科学而稳妥的不断深入，从单一领域到各个领域，从单一地区到全国各地。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激进式的改革不符合国情，从商鞅变法到戊戌变法，激进式改革的效果难以为继，改革的主体也没有好的下场。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所以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全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所决定的，某些国外媒体或个人对这一指责，显然缺乏科学性。
《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总结自身的经验，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这是对开放的一种诠释，也是对开放的一种肯定，更是我们建设开放型政党的基本要求。我们无法完全控制开放的程度和幅度，因而更要求我们在吸收和学习的过程中，注重科学的选择，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健康的营养，为我们的改革提供充分而科学的智力支持。
从对改革开放的肯定和要求上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方式，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走了出来。的确，“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方式，对改革的成本控制和风险规避技巧都有高不可及的要求，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成本过大或风险过大都可能导致我们的发展和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重的影响和挑战，在今天变化莫测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有效的指导。
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延伸和发展，也形成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代表的创新性成果。在此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新的理论成果更加丰富了这一系统理论，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体系。今天，这一理论体系因其产生的土壤来源于中国，也因其影响和指导着中国的发展，因为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她已经取代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以更加科学地方式，有效着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加璀璨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