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4月23日，父亲离开了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来到了巴黎。
父亲这时已经失学，又已失工，家中带来的钱已经用光，工作一时又找不到，于是，他只好一边向华法教育会领取救济金，一边等待继续做工的机会。
根据法国国家档案记载，父亲从5月到10月的五个月中间，一直领取每天五个法郎的救济金。他领救济金时所用的登记号是236号。
9月，法国政府决定停止发放给予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10月，父亲和其他学生一样，已经毫无生活来源，面临生活绝境。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巴黎第十区的运河边上，有一家专门制作扇子和纸花的香布朗工厂（Chambrelent），正要招收一批工人。于是，父亲、他的叔叔邓绍圣和其他学生，共105名，于1921年10月22日进入这家小小的工厂，父亲的编号是二三八。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1月4日，工厂的一批定货做完了，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便遭解雇。他们又失业了。
父亲曾经说过，他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都是杂工。他这次失业以后，一定是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也可能间或干过一些临时性的杂工。这种没有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1922年2月，他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在蒙达尼附近的哈金森橡胶工厂。
蒙达尼（Montargis），在巴黎以南，是卢瓦雷省的一个小城镇。这座城镇中世纪时是法国王室的一个居住地，到了19世纪已有13000多人口，工业、商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都很发达。在蒙达尼的旁边有一个名叫夏莱特（Chalette）的小市镇，只有3000居民，但这里有一家老字号的哈金森工厂（Hutchinson），专门生产各类橡胶产品。
1922年2月13日，邓希贤在夏莱特市政府的外国人登记簿中进行了登记，他写明了父母名氏和出生年月，注明来这里以前的地址是“拉加雷纳科隆市（La Carenne-Colombe），德拉普安特街39号”（39，rue Dela Pointe），身份卡上的编号是1250394。
2月14日，父亲进入哈金森工厂，工号为5370。
在这里，父亲度过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做工生活，并在这里，开始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
父亲在哈金森工厂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制作防雨用的套鞋。他们每日工作10小时，星期六作半天，即每周工作54小时。新工人实行计时工资，每小时工资学徒期为一法郎，以后逐步增加，熟练后就实行计件工资。这种工作属于轻体力劳动，但要节奏快，适合心灵手巧的人干。郑超麟也曾在这家工厂做工。我去采访他时，他对我讲，他一天只能做十双鞋，而我的父亲则可以做二十多双。像父亲这样工作，一天大约可以挣得十五六个法郎。
1988年我去法国进行一个项目考察时，曾到蒙达尼去了一下，在工厂人员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哈金森工厂。这个工厂今天仍旧是橡胶制品企业，拥有9000多名职工，在宽敞的庭院右边，父亲当年做工的厂房仍然完好无缺。现在这里楼上作为仓库，楼下也堆满了什物，已不再作为车间使用。这个厂房高大明亮，可想而知比克鲁梭的施奈德钢厂的工作条件要好得多。工厂的陪同人员告诉我，这个工厂一百年前曾经失火，后来由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家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了这个厂房。就像埃菲尔设计的举世闻名的巴黎铁塔一样，这个厂房也是由钢铁结构建造而成，据说在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金属结构的厂房。回国后我问过父亲，你当年做工的厂房是埃菲尔设计的，你知道吗？父亲还真的不曾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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