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所为第二件大受非议之事，乃是参与“弑长立幼”的事件。他与内臣赵高合谋，隐瞒遗诏，伪造假旨，害死“刚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苏，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废兄立弟本来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李斯此举，于私于公却都非受非议不可。于私而言，李斯为法家推行者，自称“谨奉皇命法令”，却竟然致“传位遗诏”于不顾，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张，并非一种一以贯之的体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与今日所谓“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于公而言，废除且杀死一个史载为“仁厚”的继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这种做法无论如何都很不合适。用古人的话说，不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贤”。或许有人以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从他的这一行为看，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之为。所谓“家”者必须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种向上的独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这场历史事件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当地位比他低下的赵高找他商议时，用了两句很优美的诗作论，“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所谓识实务者为俊杰，建议他在安危不定时，应选择对自己有利者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问天下洪水滔滔。赵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苏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却终于被“打动”，仰天而叹：“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与赵高同流合污，演出“弑长立幼”的史剧。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就是“违宪窃政”，哪里还有点“法治”的样子？ 本站所有文章资源都下载自（http://www.xuexue6.com）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坏事，乃是建议秦二世推行“严刑酷法”制度，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未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由“焚书”之“愚民”推进到所谓“严家无格虏”的“役民”。说出来非常可笑，李斯之所以建议“严威酷刑”，其实是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换句话说，为了保全自己，阿顺苟合，出卖灵魂（或许他根本没有灵魂）。秦二世荒淫无度，他的哲学是人生短暂，如“犹聘六骥过决隙也”，要想尽办法及时行乐，“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为满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的计谋，导致秦国上下人人自危，“当忧死而不暇”。这时的李斯也因为“恐惧”，竟然也奉献了一出堪称无耻之极的“上书”。他抨击说，尧、禹这些古代圣君不配为帝王，因为他们不以天下为享乐而是以天下为桎梏，“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一点都不高贵。他建议，秦二世如要做一个真正的帝王，就应该“己贵而人贱”，推行严刑酷法，督责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韩非子“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名言为此论证，提出一套悖论，说“法修术明，天下乱者，未之闻也”，“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这是什么逻辑！秦二世当然乐于采纳李斯的建议。秦朝“法家之治”达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看到这种情况，秦二世非常高兴，称赞严刑酷法好极了，“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正是这样，秦二世在关东群雄并起之际，竟然还能劳民伤财，修建三百里阿房宫。本站所有文章资源都下载自（http://www.xuexue6.com）
李斯的“督责之诚则天下安”的胡说八道，最终被项羽的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一道化为灰烬。历史已经久远，对李斯为事为人的反思却实在不乏意义。对于李斯的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实践的极端荒谬点，我们今天应该比较容易看得清楚。现代法治必须要以思想繁荣学术争鸣为前提，要建立在维护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基础上，要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为目的。而李斯建议的那种以“愚民”为前提、以“役民”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极端反人性的东西，与人类文明根本向背。对于李斯的为人，认识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弄不好还可能不相信李斯为人彻底失败。太史公曾说，关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较普遍的见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还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记》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这种俗见，指出李斯绝非“忠”者，而是一个“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的人。这种评价非常到位。对政治生活，李斯确实是完全采取了一种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气，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气。因为他压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为什么李斯这个所谓智谋过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点政治道德也没有呢？答案其实是明显的。说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点人性；说得明白点，是他根本上是个势利小人，可以为实现个人目的永远不计手段。我们可以猜想他是在沦丧人性中长大的。所以，早年他在从荀卿学成帝王之术时，就毫不犹豫地踏上势利之途。他急于去秦国谋官，如此陈述告别老师的理由：“斯闻‘得时无怠’……故垢莫大于卑贱，而悲莫于贫穷。”到这里，可能还有人不免疑虑，难道李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扬的《谏逐客书》，难道也没有丁点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遗憾！他的那篇《谏逐客书》，也全然没有一闪念的良心。这篇为“游士”一辩的谏文，并非“惜才”之论，而是“功利”之言说，他的那些机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纳外国女子便后宫无“佳冶窈窕赵女”的形象说法，都透着一股浓烈的“利好”气味。他建议用外国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来说不过是一种“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他早期为秦王所用担任长史时，就献出了“买士杀士之计”，对凡为他国所用的人才，建议秦王要么贿买要么杀掉，即“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好一个人才“超限战”，真是恐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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