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谦虚谨慎的态度，特别是由于他对科技创新本身特点的深刻认识，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时对党应当如何领导科技工作论述得就极其深刻、精辟。他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把科学研究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明确表示，愿意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
为了保证我们国家有大量重大创新不断涌现，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邓小平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的民主精神，变家长制领导为真正的民主管理，成为专家学者的知心朋友、后勤部长与帮手。
转变价值取向——从“权力本位”到“知识本位”
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大都为士人出身，很少有家境特别殷实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们创立的文化必然是“权力本位”。他们不愿意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希望能生活得好些，就必然要提倡“学而优则仕”，当不上官，也要给当大官的当幕僚、食客。这就使自己带有严重的依附性。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遇，惟一办法就是通过苦读、考科举、弄个官当。这就使“权力本位”的价值观空前巩固起来，深入到每个人的细胞和骨髓。
在“学而优则仕”、权力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视念书就是为了当官。这种情况今天仍存在。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甚至拿到博士学位，很多人的第一志愿都是选择当公务员，不少博士、博士后，如机关答应给他一个副处长或处长，他们就会毫不犹豫把自己多年苦心钻研的、本可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有益甚至重大贡献的专业特长毫不犹豫地扔到一边。在这些人心目中，学问再大，在其他方面的贡献再大，如果不弄个官当，仿佛人生价值就得不到体现似的。
公务员也需要优秀人才，但它所需要的主要是学哲学、法律、经济、政治、社会学、文学、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学理工的去当公务员并非他们的特长。但这些人也流向行政，使迫切需要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域严重缺乏高水平的人才，这样势必造成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
在“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在科技战线有了突出创新成就的专家，往往也必须给他弄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长当当，否则，仿佛就对不起他，好像也不好向人民交待。其实这些专家只是在他们的领域是专家，并非是无所不能的天才。给他安上许多头衔他们未必能胜任，误事不说，还让他们不得不疲于应付各种会议和场面上的事，弄得他们从此再不能集中精力搞自己的科学研究，再也出不了创新成果。这不能不说对国家是一个重大损失。
当然，“官本位”思想，也不单是由于“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的影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朕即国家”的专制独裁统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由于它是严格的官位等级制，是人治，社会不可能建立起任何有实质性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这样，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权力越大所拥有的就越多越好：声望、物质利益、工作条件等，甚至是违纪、犯法的权力。这样的专制体制毫无疑问会阻碍创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性质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级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我们的一些干部还受到旧思想影响，也因为我们的法制还不够健全，加上又有了市场经济，这样，客观上当干部比干其他工作包括搞科学研究还是好处多。当了一定级别的负责干部在媒体上可经常露面，受人尊重，显得很荣耀；自己手中有权，办事方便；在物质待遇和工作条件方面有公车，收入稳定，比一般行业也高。所以，要真正在价值观上变“权力本位”为“知识本位”，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用制度表明，当公务员就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可能比干其他工作对自己更有好处，尤其是不能比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生活得更好，更有名，更受社会尊重。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多，从文化学根源上讲，西方文化奠基人的兴趣就是追求知识。他们为知识而知识，把当知识分子当作自己最理想的人生道路，把人生的使命看作就是求真求知，把能为人类知识宝库增添多少新东西，看作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象征，甚至把知识的多寡作为衡量人格高低的象征。一句话，他们是知识本位。在他们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西方不少知识分子对当官没有兴趣。他们为了弄清一个因果关系宁愿不要王位，西方文化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本人就是如此。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当了马其顿王，请他去料理国家行政事务，但被他拒绝了。提出“相对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深受犹太人拥戴。犹太复国后，很多犹太名人联名写信，吁请他回以色列当第二任总统，却被爱因斯坦拒绝了。像他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特长并非政务，而他在科学上的作为并不比任何国家任何一位总统对人类的贡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