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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当“一把手”与 党（工）委 会大部分成员意见不一致时 却仍以“一把手” 的意见为主的情况发生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是通过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实施正确的领导来实现和保证的。而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和全局工作中,“一把手”又处在关键地位,起着核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原来属于高度集中的某些权力不断下放,一些单位和部门的党政“一把手”的权力不断扩大和集中。由于我国现阶段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完善,在有些单位出现了“一把手“与党（工）委会大部分成员意见不一致时却仍以”一把手“的意见为主的现象，致使一些人便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近年来党政“一把手”违纪犯法案件居高不下的事实告诉我们,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不但是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反腐倡廉的重要课题,也是贯彻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如何从制度上避免当“一把手“与党（工）委会大部分成员意见不一致时却仍以”一把手“的意见为主的情况发生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这无疑是实现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避免个人专断而导致权力失控的重要途径。
一、集体领导,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领导制度上的集中体现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既是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制度,也是基本的政治原则和制度。无产阶级政党正是按照这一原则和制度组织发展起来的。列宁在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并把这一原则运用于俄国共产党的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并进行活动的。党的一大党纲明确提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中制。”从二大到十大,这一原则的贯彻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自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致力于民主集中制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民主集中制提到了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的高度。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成统一的整体,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这是巨大的组织优势。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由它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再由党的各级委员会选出常委会(中央还要选出政治局)、书记、副书记,组成各级党的领导核心。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无权决定重大事情,而书记、常委会和党委会的活动与决定,都不能超出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章的规定。我们党的章程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这是由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党魁制、总裁制的根本所在。可是,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党内的家长式人物仍有活动的舞台。在一些地方个人凌驾于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会集体之上,滥用职权、发号施令,违规决策,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都曾搞个人说了算,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这种封建家长制作风严重削弱了党的组织。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格局、“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作风虽已有所改变,但并未从根本上革除,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依然存在,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遭到严重破坏,集体领导形同虚设,形成了这样那样的特权。使权力失去制约成为产生腐败的一大根源。一些思想品质恶劣者,恣意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奢侈腐化。无论是北京的陈希同、王宝森,还是广东高森祥、欧阳德；无论是泰安的胡建学,还是云南的褚时健;无论是江西的胡长清,还是广西的成克杰……无一不是搞家长制、个人说了算,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破坏党集体领导制度的结果。其腐化堕落的事实都毫无例外地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必然带来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曾大言不惭地说:“在泰安,我说了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见,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班子成员说话的余地,其他党员、群众的意见更不待言了。因此,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袖’、‘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是奉命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