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分配领域，以人为本，效率优先
浙江注重“以人为本”，在充分尊重人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关系，兼顾个人、集体和社会三者利益，使得个人、集体和国家实现“三赢”。20**年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为11716元和4940元，与1997年相比年均分别增长9.7%和6%，而江苏居民收入分别只有8178元和3996元，年均增长7.2%和4.1%，江苏不仅绝对额远低于浙江，增幅也不及浙江，差距越来越大，从而造成两省个人所得税差距呈扩大趋势。浙江个人所得税由1997年低于江苏2.12亿元，到20**年高于江苏6.32亿元；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35.6%，江苏为28.7%。江苏人口7381万人，浙江4667万人，主要就是江苏人均收入比浙江低，收入差距直接影响个人所得税税基，进而影响整体个人所得税收入。
浙江在顾及个人利益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降低企业成本，政府也灵活利用政策加大对企业的亏损补贴，增加财政贴息支出，减轻企业经营负担，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作用，增强企业活力，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不及江苏，但企业盈利却好于江苏。2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只有江苏的63.7%，但其创造的利润却是江苏的11倍，而利润总额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所得税的高低。
(四)在政策方面，浙江思想解放，大胆创新。
经济是税收的基础，政策是税收增收的保证。浙江不拘泥于国家现行税收管理政策，大胆创新，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浙江税收增长因素中，政策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次创新，全国领先。
创新之一：实行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减少管理级次，市级财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财政，实现了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市县财政与地税合署办公不分家。相对于江苏的省管省辖市、市管县的管理体制和市县财政地税分开办公的模式，浙江的省财政对县财政具有较大的调控能力和调控余地，县也具有更大的理财自主权。
创新之二：省集中市、县财力增量的20%。从1994年起对市、县财力增量集中“两个20%”，即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20%和税收返还增加额的20%。这样，既保证了市、县财力的综合平衡，又兼顾了省一级的调控能力。相对于其他省份按税种集中的办法(如集中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等税收增量的一半)，此举成功避免了某一企业、某一税种就决定一个市、县的财政命运的状况，可以更好地调动市、县的增收积极性。
创新之三：建立了分税制下规范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1995年开始，浙江对全省65个市、县实施了“抓两头，带中间，分类指导”的财政政策，就是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和财政状况，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实施不同的奖励与约束政策，规范制度，分类指导，以点带面，全面推动：
——“亿元县上台阶”奖励政策。对地方财政收首次上亿元的县一次性奖励30万元且允许奖励给个人，以后每年以3000万元为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一次性奖励20万元。
——“两保两挂”补助和奖励政策。从1995年起对贫困县及经济欠发达市、县，实行“两保两挂”政策，即在“保上交、保平衡”的基础上，地方财政收入每增长1%，省对县的补助增长0.5%；地方财政收入每增收100万元，省财政一次性奖励5万元。“两保两挂”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不仅使贫困县的财政税收脱离了困境，同时也在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变“同床异梦”为“同心同德”；二是变“压力”为“动力”；三是变“柔性预算”为“刚性预算”；四是变“等、靠、要”为“增强造血功能”。
三、借鉴浙江经验，促进江苏税收经济发展
(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营业税增长。营业税作为流转税的一种，在地方税收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新税制实施，营业税收入规模在地方税收收入中比重一直呈上升态势，地位不断提升。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经济越发达，与营业税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动力越大，发展速度也越快。从浙江经验看，发展第三产业可为营业税带来较大的增长空间。今后江苏应利用沿江、沿海和紧靠上海的优势，运用十分突出的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商贸服务、文体旅游等有利条件，着力建立高科技含量、高信息含量、高附加值含量和高服务含量的新生格局，以促进产业不断升级。加强规划、引导和协调，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以不断巩固和提高第三产业对地方税收的贡献。